苏东坡蒙冤记

　　一、遭弹劾

　　宋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，一个很平常的日子，然而对苏轼(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)来说，却是他的凶日，令他终生难忘。

　　这天上午，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正在府衙后堂处理公务，蓦然抬头，发现先前的丽日蓝天万里晴空瞬间消失殆尽，乌云翻卷，狂风呼号，伴随几声闷雷骤然而至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，他急忙起身关窗。

　　这时，衙役进来禀报：“大人，有急信。”说着将信件交给了苏轼。

　　这是一封家书，是苏轼在南都做官的弟弟苏辙(字子由)派人快马送来的。信上说，在京好友当朝驸马王诜写信告诉他，哥哥遭御史台李定等人弹劾，皇上谕旨，将你拘京审查，押解人已在路上，望兄长早做准备。

　　苏轼读罢，一下惊呆了。

　　八年前，苏轼被外放出京，几年来，通判杭州，转知密州，复知徐州，所任各地，君赞民夸，政绩甚佳；两月前调任湖州。湖州是个锦绣江南地，富庶鱼米乡，百姓民风淳朴，太守政事清闲，公余暇日，诗酒自娱，既无贪赃枉法，也未渎职失察，朝廷为何要将其逮捕进京呢？

　　事情缘起熙宁二年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立志革新，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，以求富国强兵。王安石求治过激，新法实施后，出现许多失误，伤民害农之事时有发生。新法遭到以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兄弟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异议和反对。当时王安石官居宰辅，权倾天下，保守势力难以与之抗衡，纷纷自请离京任职或是退休。数年过去，形势逆转，现在王安石已罢相，闲居金陵，新派势力远不如从前。熙宁之初，王安石变法亟须新锐之才，提携了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一批人，现在这些人个个高官厚禄，身居要位。他们生怕保守势力卷土重来，自己失去既得权益。为了打击保守势力，李定等人选择了先从苏轼下手，原因是苏轼爱写诗文，生性旷达，又坦荡不羁；宽厚随和，却不谙世故，得罪人最多，有许多把柄可抓；拿他开刀可以顺藤摸瓜摧毁整个保守势力。

　　欲加其罪，须有证据，李定、舒亶一帮人混迹官场多年，深谙其理。为了收集苏轼的罪证，他们绞尽脑汁，做了许多努力，可是收效甚微。就在他们为没有足以能够扳倒苏轼的重大证据发愁时，没想到苏轼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五月，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，按惯例，官员每到任一地都要写《谢上表》——给皇帝写感谢信，感谢皇上恩赐给我官做，皇恩浩荡。表示卑职在任上一定恪尽职守，尽犬马之劳报效朝廷。《谢上表》乃官场例文，苏轼到任湖州后，也写了寥寥数百字的《湖州谢上表》呈报朝廷。谁知祸随笔起，只因表中有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等语，被李定、舒亶一群新进人物认定是苏轼指责圣上、诋毁新法、攻击变法大臣的最好证据。加上其他收集到的苏轼的一些书信诗文，他们开始精心编织攻击苏轼的大网，侍机待发。

　　七月初的一天朝会上，李定他们认为时机成熟，该把网抛撒出去了。

　　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，他向神宗奏道：“陛下，臣近日拜读了苏轼大人的《湖州谢上表》，表中写有‘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’等语，苏轼视变法大臣为新进，他难以与之一起报效朝廷，对变法大臣大有不屑之意；陛下一贯知人善用，苏轼却说皇上嫌他老而无用，只能做地方官牧养小民，分明是对外贬心存嫉恨，诬贤欺圣，诋毁新法。苏轼胆大妄为，应予严惩。”

　　继起者舒亶，他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苏大人常常借诗发怨。在任杭州通判期间，写过许多谤讪朝廷，嘲讽新法的诗词，流俗争相传诵，忠义之士无不愤慨。臣这里有《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一册，请陛下御览。”说着，从袖中掏出诗集呈给神宗。

　　知谏院张璪紧紧跟上，奏道：“近日，臣在谏院收到一份检举札子，札子中称苏轼大人赴湖州上任时，途经宿州灵璧，被邀游览张氏艺园，写下《张氏园亭记》一文，其中云‘古之君子，不必仕，不必不仕。必仕则忘其身，必不仕则忘其君。’臣以为天下之人仕与不仕，皆不可以忘其君父。身为朝廷命官的苏大人，受陛下之恩非但不报，还公然宣称忘掉陛下之恩，此乃废人臣之道也。其罪深重，天下难容，伏望陛下治苏轼大不敬之罪，以儆天下为人臣者。”

　　苏轼认为张氏先人费时五十余年，为其子弟所造之园，不只是一个仅供家人游赏的花园，园中除有花木亭台之美，还兼有畜牧、纺织之业，大凡生活所需物品皆可取自园中，后人出可仕，退可归隐园林，进退从容，其乐悠悠。苏轼写记意在赞佩张氏先人造园为子孙考虑周到。张璪所指责文中仕与不仕的文字，他明知乃孟子对孔子参政的评语，并非苏轼所创，故意歪曲苏轼原意，用心甚为叵测。

　　最后是御史中丞李定压轴。李定是个不报丁忧、恶名传于天下的小人。父母亡故称之为“丁忧”，宋以孝治天下，官员父母亡故应向朝廷报告，丁忧期间，不任职、不婚娶、不娱乐、不赴宴，在家守孝三年。李定贪恋官职，不报丁忧，不奔母丧，更未守制，属于不孝。官员不孝应受惩处。同在神宗朝，有一名叫朱寿昌的官吏，三岁时，生母因故与他分离，长大之后，他整整寻访五十年，事遂心愿终于找到母亲，朱寿昌因孝悌之德受到朝野尊敬。苏轼写诗赞辞官寻母的朱寿昌，有“感君离合我酸心，经事今无古或闻”句，李定认为这是苏轼暗讽他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只因当年尚未得势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如今他出任御史中丞——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，终于有了“报仇雪耻”的机会，一心要将苏轼置于死地。他向神宗奏道苏轼有四罪当废：“目无圣上，谤讪朝廷，此其一也；传播谬毒，蛊惑人心，此其二也；诋毁新法，攻讦大臣，此其三也；好大喜功，借天灾之机，为自己树碑立传，贪天功为己有，臣德丧尽，此其四也。按大宋律苏轼当斩决，臣伏望陛下圣裁。”

　　左相吴充闻言急忙出班向神宗奏道：“陛下，老臣认为几位大人参奏苏大人之言貌似公心，实为谋一己私利泄个人仇怨，断章取义，附会其说，罗织罪名，陷害大臣。苏轼爱写诗文，难免偶有思虑不周之处，不足为怪。诗讽朝政古已有之，从未闻以诗文获罪者。若以诗罪人，我朝则开文字狱之先河，使大宋蒙尘，陷圣上于不明之地。几位大人用心叵测，请陛下追究他们编造诬词、陷害忠良罪。”

　　苏轼有才能亦有见识，神宗很是器重。熙宁十年秋，黄河决堤，徐州遭遇大洪水，太守苏轼“亲率官吏，驱督兵夫，救护城壁，一城生齿，并仓库庐，得免漂流之害”。神宗非常高兴，下诏表彰，昭示全国各地。神宗爱才，以一代才子看待苏轼，以欣赏苏轼诗词书画为乐事，诵读苏轼诗词文章，经常吃饭停箸，举杯忘饮，叹说苏轼奇才。而苏轼“性不忍事，遇事如食之有蝇，吐之乃已”。他在关乎国运大事上拒绝沉默，两次上疏皇帝，一次圣上召对，对神宗言辞尖锐激烈，一点也不客气。神宗心中颇为不快。神宗要做个尊重舆论的开明皇帝，对御史台的言论不能置之不理，虽无将苏轼往死里整的念头，借这个机会治治他傲慢张狂、常发牢骚的毛病的想法倒有。御史台是负责监察朝廷官员失职和不法的部门，于是神宗说道：“苏轼所涉之罪由御史台派员前往湖州拘京审查，御史中丞李定、知谏院张璪二位大人负责审理。”

　　有了神宗这句话，几个弹劾苏轼的人个个喜形于色。李定、张璪二人连忙应答：“臣领旨。”

　　接着，李定又以安全为由，请神宗准予途中每夜所至之处，像押解江洋大盗、杀人越货者一样，将苏轼送当地州县大狱寄监，这样就意味着定了苏轼死罪。

　　“此奏不准，朕只是根究苏轼诗文之事，无需如此。”神宗驳回了李定的请求。

　　李定一伙回到御史台后，研究决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去湖州缉拿苏轼。皇甫遵接到命令，带上两名公差和自己的儿子立即出发。

　　驸马王诜闻讯后，派遣的送信人与皇甫遵同期离京，两拨人倍道急驰，马蹄如飞。路上，皇甫遵的儿子在润州病倒，求医诊治耽搁了行程。结果苏辙得王诜信后，派的人早于皇甫遵半日到达湖州。

　　二、被拘捕

　　读罢弟弟来信，苏轼手足无措，心里七上八下。苏辙要他早做准备，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，连自己因何故遭拘捕都不知道，又如何能想出应对之法呢？但他清楚，好友王诜冒着贬官杀头的风险给我通风报信，肯定是事态严重，那就赶快办理移交吧，免得朝廷来人到了措手不及。

　　苏轼令人去请通判祖无颇。通判是辅佐太守处理政务的官员，相当于太守的副职。苏轼向祖无颇办理移交手续，由他权代州事。

　　这里移交刚刚结束，屋外闪过一道耀眼的电光之后，便是一声震耳的炸雷，接着狂风大作，大雨如泼，暴风雨来也。

　　暴风雨中，一名衙役神色慌张地闯进后堂。衙役尚未开口，苏轼已猜中十之八九，等他结结巴巴说完“京城御史台派来的太常博士皇甫大人到了，现在前厅大堂”，苏轼早已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，惊恐万分，不敢出见。

　　祖无颇连忙安慰苏轼：“大人莫慌，您现在仍是湖州太守，而非罪犯，还以太守身份迎接之。”

　　苏轼本以为既已获罪，不可再穿官服，听了祖无颇之言，于是穿上靴袍。

　　在祖通判陪同下，苏轼战战兢兢走进大堂，只见皇甫遵盛气凌人地坐在公堂上，两名公差和皇甫遵之子立于案前两侧。

　　苏轼上前向皇甫遵施礼，并说道：“本官不知大人前来湖州，请大人恕罪。”

　　皇甫遵听了也不答话，脸色铁青，一副傲慢又凶狠的样子。

　　苏轼对自己所犯何罪，会如何处置心里本没底，见了这场面，更加惶恐。

　　皇甫玩够了苏轼，这才宣告：“苏轼，本官奉御史台之命，前来羁押你进京审查，即刻启程。来人啦，给苏轼脱去官服戴上刑具！”

　　皇甫遵的儿子领着两名公差走过来，要给苏轼戴上枷锁。

　　苏轼恳求道：“轼平日口无遮拦，得罪朝廷甚多，自知此去必死无疑，只求大人宽限一刻，容苏某与家人诀别。”

　　皇甫遵沉默了半天，才哼了一句：“还不至于如此吧？”停了一下又说，“允许你与家人告别，速去速回。”

　　苏轼走后，祖无颇上前行了礼，说：“大人奉命缉拿朝廷钦犯苏轼的拘捕公文能否让下官看一下？”

　　“你是何许人？”皇甫遵很不屑地问他。

　　“在下湖州代理太守祖无颇。”

　　这时候，皇甫遵才把御史台的抓捕文书——台牒，拿出来给他看。

　　祖无颇接过一看，就是一份普通的拘捕文件。上面只提到革去苏轼湖州太守之职，传唤进京接受审查，并未写犯有何罪，给予何种处罚等文字，皇甫遵是故意虚张声势，吓唬苏轼的。

　　苏轼回到官舍。当听说丈夫被拘捕，将押解去京城时，夫人王闰之顿时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合家围作一团，满屋呜呜哭声。

　　苏轼知道此去京城凶多吉少，两眼含泪，忧心如焚，但在家人面前还是尽量掩饰自己的痛苦，故作轻松态，以缓和室内的紧张气氛。他用衣袖为王闰之拭去脸上的泪水，笑着说道：“夫人，你先别哭，待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你听了之后再哭如何？”

　　王闰之含泪点了点头。

　　苏轼对夫人讲道——

　　大宋真宗朝时，有位名叫杨朴的名士，学识、人品皆很优秀，他不愿做官，一直隐居山林，以农樵为乐。真宗帝寻访天下名士，听说其人，请他来朝相见。真宗见了杨朴之后，问他：“杨爱卿，朕听说你善于做诗，当真？”

　　杨朴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某乃山野村夫，不会做诗。”

　　真宗又问：“爱卿离家赴京，亲朋故交是否有人赠诗？”

　　“只有老妻送我四句打油诗。”杨朴回答。

　　真宗：“能吟出来让朕听听吗？”

　　杨朴咏道：“且休落拓贪杯酒，更莫猖狂爱吟诗。今日捉将宫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”

　　皇上听了大笑，他见杨朴真的不想做官，就派人送他还乡。

　　苏轼说：“轼和杨朴公一样，既爱酒贪杯，又爱写诗作文，所以也要捉到京城去断送老头皮。若夫人也能像杨朴妻吟诗为某送行，说不定皇上也会派人送某回湖州呢。”

　　王闰之听了凄然失笑，苏轼就此快步出门。

　　回到大堂，公差给苏轼戴上枷锁，准备出发。家人上前拦住央求道：“罪臣之子苏迈请求与父同行照应生活，望大人应允。”皇甫遵答应了。

　　堂堂苏太守，转眼阶下囚。苏轼在皇甫遵等人押解下，告别家人，离开府衙，走进风雨。远处天空漆黑如墨，一片混沌，一场更大的雷霆风暴在等待苏轼。

　　皇甫遵“拿一太守，如驱鸡犬”。这时州衙上下都被皇甫遵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，大小官员畏避一边，摆出一副划清界限的样子，不去送行。

　　苏轼五月二十日到职，七月二十八日被捕，湖州任上两个月又八天。

　　苏轼被押走之后，湖州已不可久留，家人收拾好行李，乘船去南都，投奔弟弟苏辙。船行至宿州，后面两艘官船追了上来，船上一个官员喊道：“本官奉御史衙门李大人之命，前来搜查朝廷钦犯苏轼的罪证，尔等快将船停下。”

　　苏家船只刚停下，十几名士兵在那官员指挥下跳了上来，将一家大小二十余口统统集中到船头，由两名士兵看守。其他人进舱，打开箱包行李逐一查看，重点查的就是苏轼写的诗文材料，以及他与别人的来往信件。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临行还将一部分诗文书信抄走。

　　官兵走后，苏家船只继续前行。

　　船舱内，侍女朝云在收拾官兵搜剩下的书信文稿。夫人王闰之见了，不由得气从心头来，随手抓起一把，塞进了正在烧饭的炉灶中，只见“呼”地蹿出一团火苗，文稿顷刻化为灰烬。

　　朝云央求道：“夫人，你在干什么，这些诗文可是老爷的命！”

　　“诗文，诗文，若不是这些诗文，子瞻怎么会被抓走呢？”说着，王闰之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　　当王闰之再次伸手去抓文稿焚烧时，朝云紧紧护住不放，致使部分书画有幸保存了下来。

　　皇甫遵是从水路押解苏轼回京的。船下的水流时而平缓，时而湍急，桨声欸乃，波涛不绝，前程漫长兮而又迷茫。

　　船入太湖，薄暮行至鲈香亭下，泊舟修舵。天苍苍，水茫茫，水天一色，碧波万顷，湖上时有舟楫往来，渔家歌声若隐若现。须臾，暮色四合，月上东山，清风微澜，满湖烁金。名噪天下的一代文豪苏轼，此刻正披枷戴锁盘坐船头。他无心欣赏太湖美，更无兴致赋新诗，惆怅满怀独自思忖。几天来，尽管无人对他提起被捕的原因，但猜测到一定与他平时言论和诗文创作有关。他知道自己口无遮拦，得罪过许多人；爱在诗词中直抒胸臆评论时政，触犯了不少人；更重要的是上疏神宗皇帝，批评过变法中一些政策失民意伤民心，惹恼了变法新贵，此次赴京必定凶多吉少。朝廷拿他开刀，显然是要把矛头对准更多保守派大臣，到那时，那些与自己来往密切或诗词唱和的亲朋好友定会受到株连。与其这样，不如现在两眼一闭，纵身一跃，葬身于万顷碧波，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一了百了。苏轼主意拿定，但前后左右解差看守严密苦无机会。船入长江，苏轼又欲乘渡江之机投江，仍不能如愿。从此后，解差看守更紧，苏轼求死亦不能。

　　扬州太守鲜于优是苏轼好友。五月，苏轼赴湖州任途经扬州，鲜于优设宴于平山堂，款待苏轼。席上，鲜于优恭请苏轼留下墨宝。苏轼当场挥毫，写下《西江月·三过平山堂下》一词。苏轼案发，有人劝鲜于优将与苏轼往来的文字趁早烧掉，以免后患。鲜于优愤然道：“欺君负友，吾不忍为。”意思是我跟苏轼明明有往来，你要让我说没有，这是欺君负友的行为，我做不来。八月初，押解苏轼的船只从扬州经过，鲜于优闻讯冒着风险赶到江边，为老友送行，被皇甫遵所拒，不许登船话别。鲜于优只好在岸边远远拱手揖别。

　　三、下大狱

　　御史台是御史们办公的衙门，院内长有大柏树数十棵，栖息乌鸦近千只。乌鸦朝出暮归，归巢时，在御史台上空盘旋，扑双翅蔽云遮天，啼叫声凄厉恐怖。源自这些乌鸦，人们把御史台称为“乌台”。宋代，乌台关押要犯，凡朝臣犯法重者多下乌台狱。

　　苏轼随押解官船渡长江，经淮泗，上溯汴河，行程千里，八月十八日抵达京都汴梁，即被投入乌台狱。苏轼一案因诗而起，故谓之“乌台诗案”。

　　乌台狱有大小囚室若干，知杂南庑是专门关押重刑犯之地，罪犯进了这里死多活少，所以有“知杂南庑鬼门关，十囚进去九不还”之说。御史台李定一伙人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，苏轼收监后，便把他关在这里一个单人囚室里。此室只屋顶有一不大的天窗，室内狭窄又阴暗潮湿，伸手就会碰到长满青苔的墙壁。关在这里无异囚于井中。

　　长达二十天的押解途中，苏轼一直身披枷锁困于逼仄的舱内，终日无人与他讲话，听到的是欸乃的桨声，看到的是皇甫遵一伙凶恶的嘴脸，他身心疲惫，精神抑郁。可御史台的人并不因此让他有一点儿喘息机会，就在他下乌台狱不久，咄咄逼人的审讯便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头堂审讯开始，苏轼在两名衙役的押解下，走进御史衙门大堂。他抬眼一望，只见大堂左右两侧各站立一排面目狰狞的衙役，两位主审官并列端坐在堂上，一位是因丁忧之事对他耿耿于怀的御史中丞李定，另一位是知谏院张璪。

　　张璪，原名张琥，与苏轼是进士同年又是昔日同事。苏轼任凤翔签判时，张璪为法曹，二人共事两年。张璪调离回京时，苏轼作过一篇《稼说》赠行。此人阴险贪鄙，热衷利禄，常陷人于危难之机。此次奉旨审判苏轼，他视为是他立功表现的机会。

　　苏轼见这二位是主审官，知道自己性命危乎殆哉。

　　李定见到苏轼，厉声问道：“罪犯苏轼，见了本官为何不下跪？”

　　苏轼反问：“请问李大人，苏轼因犯何罪要下跪？”

　　“啪！”李定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大胆苏轼，在御史衙门受审还敢如此嘴硬，来人啦，让他跪下！”

　　几个如狼似虎的衙役走过来，从背后对准苏轼腿肚猛踹一脚。苏轼跌跪在地上。

　　这时张璪假惺惺地对苏轼说：“苏轼，你我凤翔一别，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你我在这个地方会面，真叫人心里难受。只要你对我们的提问老老实实回答，承认自己所犯之罪，看在昔日同在凤翔共事的情面上，本官会奏请皇上对你从宽发落。若是你执迷不悟，拒不认罪，那后果就自负了。”

　　苏轼捋了捋头上的乱发，没有理睬这位昔日同事。

　　审讯开始，李定一上来就讯问苏家五代和家中是否藏有誓书铁券。

　　按宋律，一般犯人只问三代，只有死刑犯才追查五代。“誓书铁券”俗称“免死牌”，大宋开国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曾向立过功勋的大臣赐过誓书铁券，这是一种特殊恩泽，持有誓书铁券者，五代之内获罪子孙可免不杀。李定明知眉山苏氏不是官宦人家，哪有什么誓书铁券。所以他查问这些问题，目的是恫吓苏轼：你苏轼所犯罪行严重，死定了。

　　“我苏轼没有犯罪，无需什么誓书铁券。”苏轼说。

　　张璪言道：“苏轼，你自恃有才，写了许多谤讪朝廷、讥讽新法、大逆不道的诗文，难道不是罪吗？”

　　苏轼冷笑了两声说：“我大宋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，百余年间一直言者无罪。今日我苏轼写了几首诗，你们就兴师问罪，大宋有此法乎？尔等目无王法，还与苏某扯谈律例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？！”

　　李定大声吼道：“大胆苏轼竟敢藐视公堂，顶撞本官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御史衙门人的巴掌硬，来人啦，给我掌嘴！”

　　两名衙役上前对着苏轼的嘴巴就是一阵猛掴，打得苏轼满眼金花，嘴角流血。打完之后，李定又叫苏轼回答。

　　苏轼用衣袖抹去嘴角的流血，说：“要杀要剐听随其便，苏某无罪，硬要我承认有罪，休想！”

　　李定气急败坏，叫衙役对苏轼用大刑。

　　张璪说：“慢！苏轼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，听我劝一句，还是老老实实回答吧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

　　任你李定、张璪说破嘴皮，苏轼始终咬紧牙关，什么都不说。审讯无法进行下去，只得将他押回牢房，一无所获收场。

　　接下来几天，每天都是天未亮提审，乌鸦归巢回监。苏轼依然如故，什么都不交代，审讯毫无进展。李定、张璪一帮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　　苏轼今日不死，他年必成大患。李定、张璪为了罗织罪名，将苏轼置于死地，可谓绞尽脑汁，用尽心计。苏轼不是不肯承认“指责皇上，谤讪朝廷，大逆不道”之罪吗？凡朝中大臣、地方官吏，与苏轼有书信往来的，一律派人取证。李定则亲自辗转各地坊间、书肆，收集苏轼诗集和散落民间的诗稿。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，无人再敢隐讳，即使是只纸片言都一一缴纳。李定、张璪一伙对收缴来的诗集、信札、文稿，不分昼夜，认真研究，找出他们想要的“证据”，然后一条一条审问，逐字逐句盘查，逼你承认他们的曲解。苏轼若不肯就范，他们就威胁与戏弄并用，恫吓与侮辱兼施，一言不中听便拳脚相加，每日李定、张璪、舒亶、何正臣轮番地夜以继日审问，严刑拷打诟辱通宵乃常事。

　　其时，曾做过开封府尹的苏颂，亦因冤案被逮下乌台狱，关在苏轼隔壁，但不是死囚牢房，经常深夜听到李定、张璪他们拷问逼供苏轼的吵闹。苏颂在狱中赋诗十四首，诗前有序曰：“子瞻先已被系，予昼居三院东阁，而子瞻在知杂南庑，才隔一垣。”诗中有“遥怜北户吴兴守，诟辱通宵不忍闻”句，“吴兴守”即湖州太守，指苏轼。苏轼狱中受刑情况在苏颂诗中可见一斑。

　　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”苏轼受李定、张璪一帮人的反复折磨，尝够了任人宰割的滋味，他只得承认自己写的诗文中，有几首确实讥讽了新法。

　　“‘杖藜裹饭去匆匆，过眼青钱转身空。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。’这首《山村》诗是讽刺了朝廷颁布的青苗法。官府青苗贷款给农户，意在为民发展农桑，等到农户收成以后，再把贷款还给官府，朝廷利息低于民间高利贷，原本是件好事。但是许多州县官府邀功心切，不但抬高了利息，还强行摊派。山村年轻人贷得青苗钱，便进城鬼混，待银钱花尽回来，学得一嘴城里口音，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。这是罪臣在杭州亲眼所见，有感而发写下。”

　　“新盐法规定，盐属朝廷专卖，禁止私人销售，而官府又不能及时向百姓供应食盐，百姓数月不知盐味，烧的菜淡而无味，难以下咽。由于竹笋略有甜味，百姓迫不得已上山采掘竹笋食用。我亲目所睹七旬老翁腰系镰刀，上山去挖笋，写下了《新城道上》：‘老翁七十自腰镰，惭愧春山笋蕨甜。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。’这首诗讽刺了盐法。”

　　“别的还有吗？”

　　苏轼回答：“就是这几首诗是讥讽了新法，别的就没有了。”

　　李定指着公案上一摞从各处收缴来的信札、文稿说道：“罪犯苏轼，你不要抵赖了，为了清算你的罪行，御史衙门已查寻了有关证人，取得了你的罪证。”说着，从中抽出《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，问道，“苏轼，这上面的诗词，可是你所作？”

　　苏轼点点头说：“皆罪臣所作。”

　　张璪翻了一页，念道：“‘吴儿生长狎涛渊，重利轻生不自怜。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。’这首你题于钱塘江边济安亭上的《八月十五看潮》，是不是反对朝廷水利法？”

　　“非也。每年八月，钱塘江入海口都会发生大潮，潮水咆哮着从海上扑向堤岸，潮头高丈余，犹如万马奔腾，其声惊天动地，其势不可阻挡，乃天下奇观。观潮钱塘江成了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。江边有弄潮儿做冲浪博潮表演，官府设奖品奖励，故常有溺毙者。《看潮》意在批吴儿重利轻生，不爱惜性命。”苏轼回答。

　　李定、张璪不依不饶硬逼苏轼承认是反对水利法，这才罢休。

　　接着，李定又找出一首七绝《赠孙莘老》问苏轼：“诗中‘若对青山谈世事，当须举白便浮君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　　苏轼说：“轼与孙莘老是朋友，二人间有个约定，见面不许谈论时事，谁要谈论了，就罚酒一大杯，以示惩罚。你们不是不让我谈论时事吗？我自觉地约束自己，难道错了吗？”

　　李定狠狠地说：“什么叫不能谈论时事，朝政怎么了？时事怎么了？你越是这么说不就越发显得你心里对朝政、对新法怨气特别大吗？”

　　在李定、张璪硬逼下，苏轼只好承认这首诗是反对新法，没有不说话的自由。

　　“一朵妖红翠欲流，春光回照雪霜羞。化工只欲呈新巧，不放闲花少得休。”本是苏轼一首咏牡丹诗，李定、张璪为了达到证明苏轼在诗词中谤讪朝廷、讥讽新法的目的，硬是把“化工”比执政者，以“闲花”比小民，朝廷执政者推行新法名目繁多，黎民百姓被折腾得不能安宁。

　　驸马王诜的妻子是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，神宗皇帝的胞妹。王诜工于绘画，也好吟诗。他与苏轼是好友，二人互相唱酬，互赠礼物，交往密切。他多次赠送酒食茶果与苏轼，还送他弓一张，箭十支，包指十个。苏轼托王诜找人裱画三十六轴，没有付钱。苏轼赴杭州任通判，王诜送他茶、药、纸、笔、墨、砚、鲨鱼皮、紫茸毡等，赴徐州任太守时，送他羊羔儿酒、乳糖狮子四枚以及龙脑面花象板、裙带头和绸缎之类一一详细列单，都是罪行。就连苏轼外甥女出嫁，向王诜借钱二百贯，后又续借一百贯，未曾归还，也列罪状之内。

　　苏轼入狱初与儿子苏迈约定：平日无事就送清淡饭菜，若听到他执行斩决的消息，送饭时就在碗里放条鱼。

　　一天，苏迈因故不能来送饭，委托他人探监，忘了叮嘱他送饭莫送鱼。送饭人想，苏轼本来身体就不好，监狱里环境又那么恶劣，想给苏大人补补身子，特地为他做了鱼。苏轼见到鱼，以为自己刑期到了，万念俱灰。苏轼暗地里攒下了平时服用的青金丹，准备到行刑的那一天吞丹而亡。现在是到了用它的时候了，可是苏轼在枕头下面摸索了半天，也没摸着那包青金丹。他知道，青金丹已被苏迈悄悄拿走了。

　　秋风萧瑟，冷雨敲窗。是夜，苏轼辗转不能成眠，思念远方的妻儿老小和弟弟苏辙。想到今生今世兄弟再也不能相见了，提笔凄然写下了两首七律：

　　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”

　　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再结来生未了因。”

　　乌台狱有个狱卒梁成，待人极富人心，苏轼日常生活他都热情相助。苏轼有寝前洗脚的习惯，梁成每天晚上都烧热水帮他洗脚。苏轼见梁成忠厚可靠，便对他说：“看来我的刑期快到了，我给弟弟子由写了两首诗，托你送给他，以当诀别。弟弟能见到诗，吾死也瞑目了。”

　　“苏大人好人命大，虽有劫难，定能化解活着出去。”梁成一面安慰他，一面将诗接了下来藏好。苏轼出狱时，梁成将诗送还。

　　秋去冬至，苏轼关在乌台狱已过百日，为了整死苏轼，李定、张璪一伙想尽各种办法，用尽各种手段。苏轼受尽折磨，实在忍受不住，终于认罪了。李定、张璪一帮人得意洋洋，将苏轼亲笔供状及各种罪证整理成卷，上报朝廷，请神宗定谳。

　　四、贬黄州

　　乌台诗案，朝野震惊。如何处置苏轼，亲者仇者截然两派。就在李定、张璪等人丧心病狂逼供苏轼的时候，牢狱之外的营救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

　　苏轼被逮下狱，为了营救哥哥，弟弟苏辙首先上疏神宗，愿以自己的官职替兄赎罪。

　　已退休的太子少傅张方平、礼部侍郎范镇等人不怕株连入案，先后上疏皇帝，仗义执言，为苏轼求情。

　　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，任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，是皇帝身边的侍从近臣，李定怕他在神宗面前为苏轼求情，警告王安礼：“苏轼讥讽新政，反对你长兄，你可别为他说话。”王安礼听了拂袖而去，非但没有理睬他，反而直率地对神宗进谏：“自古大度之君，不以言语文字罪人，若陛下治罪于苏轼，恐后世会说皇上不能容才。”

　　左相吴充一天公暇问神宗：“陛下，您觉得魏武帝曹操此人如何？”皇上答日：“何足道哉。”吴充马上接过话题说道：“是啊，陛下您的一言一行都师法尧舜，一举一动以尧舜为楷模，魏武帝这种人您当然看不上。而曹孟德犹能容忍祢衡，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轼呢？”

　　乌台诗案不仅引起了官吏们的关注，还牵动天南地北的百姓。杭州、徐州的百姓走出家门，作解厄道场，为苏轼祈祷，祈求上苍保佑他平安。

　　苏轼最大的救星是神宗赵顼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。

　　苏轼入狱之初，太皇太后已在病中，神宗每日晨昏都去后宫给祖母请安。接连几日，太皇太后发现神宗心情不好，遂问道：“陛下怎么了，遇到什么为难之事了吗？”

　　神宗说：“禀皇祖母，最近有御史弹劾苏轼，又有大臣站出来为他辩护，孙儿一时难以决断，心里很烦。”

　　太皇太后问：“陛下说的这个苏轼是不是苏辙兄弟中的一个呀？”

　　神宗听了很惊讶，问：“皇祖母，您身居后宫，怎么会知道此人？”

　　太皇太后说：“哀家清楚地记得那是嘉佑二年，先帝仁宗主持完制科殿试回到宫来，高兴地对我言道，朕今日得太平宰相二人苏轼苏辙兄弟是也。现在朕老矣，来不及用他们了，留给子孙吧！”

　　接着太皇太后进一步关切地问：“这兄弟二人现在何处？”

　　神宗回答：“苏辙还在做官，苏轼现在狱中。”

　　太皇太后听了一惊，忙问：“苏轼犯了何罪？”

　　“他写的诗词中，有一些谤讪朝廷，大逆不道。”神宗说。

　　听说苏轼因写诗入狱，太皇太后落下泪来，说道：“苏轼因诗入狱，定是受了小人中伤。再说，写诗有过，其过也微。吾已病矣，不要再有冤案。”

　　神宗连忙说道：“皇祖母勿要伤悲，孙儿下诏大赦天下，为您祈福求寿。”

　　太皇太后说：“陛下没有必要去赦免那些天下凶恶，你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。”

　　神宗想检测一下苏轼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到底有没有大逆不道的念头。怎么测试，他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一个主意，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狱，观察苏轼的动静。

　　入夜，更鼓响过之后，苏轼宽衣解带准备就寝，忽见一人推门而入，什么也不说，将随身携带的包袱放下，枕着它席地而卧。

　　苏轼好奇地朝他看了一眼，也未交谈，便转身睡去。

　　四更时分，熟睡中的苏轼被那人摇醒，他连声说道：“贺喜学士，贺喜学士，学士安心睡吧。”说完，带着包袱匆匆离开牢房。

　　苏轼听不懂那人话里的意思，他走后，继续睡觉。

　　小太监回到宫里，就以所见禀报皇上：“陛下，小的昨夜奉旨探监，睡于苏轼一侧，苏轼呼呼大睡，鼻息如雷，吵得小人一夜未眠。”

　　神宗以为苏轼身陷囹圄，若是“谤讪朝廷，大逆不道”定会心事重重，彻夜难眠，若能一切坦然，即是问心无愧。神宗闻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来苏轼心中坦荡，没有大逆不道之心。”

　　苏轼就这么糊里糊涂地通过了神宗的测试。

　　苏轼入狱以来，神宗陆续收到大臣仗义执言，为苏轼求情的奏札。加上太皇太后的求情和自己的测试，在苏轼定罪问题上，天平开始朝释放一侧倾斜，遂派发运三司度之副史陈睦赴乌台狱复审，准备结案。

　　数日后，一天朝会上，神宗向陈睦问及苏轼案复审之事。

　　陈睦向神宗奏道：“御史台卷中所录之事复审无异，臣认定苏轼罪名是以文字谤讪朝廷讥讽大臣，应处徒刑二年，案在太皇太后患病大赦期中，应蒙恩赦，释放出狱。”

　　李定、张璪一伙本以为神宗看了苏轼供状和他的罪诗后，定会龙颜大怒，文武百官也一定会口诛笔伐，苏轼必死无疑。就连牵连入案的王诜、王巩和藏有苏轼诗文隐瞒不报的张方平、司马光、范镇等人也都会被诛杀。眼看大功就要告成，谁知却功败垂成，现在苏轼不但仅仅判了两年徒刑，还因为朝廷的大赦而释放，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。这样的结果不仅自己颜面扫地，而且还将大大增长保守势力的气焰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。李定、张璪心急如焚，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，把苏轼搞成“大逆不道”的死罪，就可不入“赦免之列”。

　　李定急忙出班向神宗奏道：“陛下，臣于近日收到新证，苏轼确有不臣之意。”

　　神宗说：“哦，卿家又有新证，详细说来。”

　　李定言道：“杭州有一秀才王复，居住候潮门外，世代行医。王家门前有两株百年古树桧木。苏轼在杭州任期间，曾作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》，诗中有‘根到九泉无曲处，此心惟有蛰龙知’。臣以为这是反诗，罪臣苏轼因得不到陛下重用，便与陛下离心离德，要去求知于地下之龙，这是苏轼对陛下的大不敬，属不臣之罪。陛下可大赦天下罪人，唯不可赦免苏轼。”

　　神宗听了未置可否。

　　张璪见神宗迟迟没有表态，也沉不住气了，赶忙奏道：“臣赞同李大人所言，陛下贵为天子，乃在天飞龙，苏轼却以为不知己，要去与地下蛰龙为伍，其反心昭然若揭，不杀不足以平我等臣子之愤，恳请陛下准御史台所奏，斩决苏轼。”

　　张璪说完，朝堂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大臣们一个个都为苏轼捏着一把冷汗。

　　宋神宗言道：“龙者，非独帝王，人臣俱可言龙。古代称龙者多矣，东汉荀淑有八子，个个有才，人称荀氏八龙；蜀国丞相孔明，自号卧龙。他们都不是帝王，并未因龙字获罪。对苏轼写的蛰龙，不可牵强附会，更不能以字废人。吴充大人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　　宰相吴充没有回答神宗所问，而是从衣袖里取出一份奏札，近前奏道：“陛下，臣的儿女亲家王安石大人闻知苏轼入狱，特地派人从金陵送来奏札，托臣呈于陛下。”说完，将奏札呈了上去。

　　听说王安石送来奏札，李定、张璪一伙心中惊喜。王安石是实施新法的领军人，他们过去的顶头上司，他经常受到苏轼的攻击，在处置苏轼问题上，观点肯定与他们一致，事情将会出现转机。

　　神宗看完王安石的奏札，叫太监当庭宣读。王安石在奏札中写道：凡是圣明之君，在清明盛世，决不会诛杀才华出众的臣子，乞求陛下免苏轼一死。

　　王安石奏章出乎众人意料，有人欢喜有人怒，特别是李定、张璪一伙气得七窍生烟，他们又一次失望了。

　　王安石与苏轼，一对势不两立的政敌。王安石实行新法，苏轼作词赋诗，写文章上疏，屡屡攻击他，这样的人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，不禁让宋神宗心头一震。他不再犹豫，下旨乌台诗案结案。

　　苏轼保留了官身：责授检校尚书，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，官阶中最低的一级。同时苏轼也是罪臣：削减俸禄，不得签书公事，不得擅离贬所，令御史台派员押送去黄州。

　　苏辙、王诜、司马光等二十多位官员因受株连，分别受到降职或罚铜处分。

　　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，历时一百三十天，宣告结束。百姓相见额手庆，亲友闻之涕泪流。恶意中伤计未成，一团小人向隅泣：李定气得要递辞呈，舒亶卧病，张璪切齿，何正臣大骂王安石，皇甫遵自此恶名远扬。

　　苏轼出狱日——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已是年根岁底，元丰二年除夕。

　　这天早晨，苏迈早早来到乌台，在狱外等候父亲。日上树梢，乌台狱打开一扇小门，头发花白、面容憔悴的苏轼手提一卷行李，步履蹒跚地从门里出来。苏迈赶紧迎了上去，接过父亲手中行李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　　苏轼用手抹去苏迈脸上的泪水，说道：“迈儿，父亲平安出狱，你该高兴才是，为何流泪呀！”

　　苏迈说：“父亲囚禁乌台，受这么大的罪，都是写诗惹的，孩儿求您了，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写诗了。”

　　苏轼是为诗而生，为诗而活的，诗是他的生命，他的灵魂，苏轼若不写诗就不是苏轼了。现在走出乌台，重获自由，又见街头人如织，感受清风拂面颊，闻听鸟鹊枝头噪，苏轼十分兴奋，自然想到了诗和酒，心中创作欲油然而生，这岂是苏迈所能阻止得了的。

　　苏轼风趣地对苏迈说：“儿啊，鱼可不食，诗不可不写，写，还要写下去。父亲已酝酿好两首诗，听我念给你听。”

　　说着，苏轼就用浓浓的眉山口音吟咏起来：

　　“百日归期恰及春，余年乐事最关身。出门便旋风吹面，走马联翩鹊啅人。

　　“却对酒杯疑似梦，试拈诗笔已如神。此灾何必深追究，窃禄从来岂有因。”

　　朝廷规定：被贬谪罪官，必须奉诏即行，不得逗留京城。苏轼出狱的第二天即元丰三年新正元旦，汴梁城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，处处笑语喧哗，鞭炮声昼夜不息。苏轼重新背起行李，在苏迈陪同下，被御史台差役押解着，顶风冒雪出帝京，跋山涉水向黄州而去。